从规模看，已有媒体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归结为“世界上最大的摄影节”。的确，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人参与，让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如建造航母一般，一届届地发展壮大下去。既然是“老大”，就得有诏令天下、会盟诸侯的义务，适当之时也得显中华礼仪之邦的气概，展中国摄影界发展之雄风。于是，9月20日至21日，来自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摄影组织或国际摄影节的主席、策展人等汇聚平遥，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牵头举办的“2008世界摄影节高峰论坛”。

    论坛的首项任务是成立“世界摄影节组织同盟”，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的有关负责人当仁不让地成为同盟首任轮值主席。不过，接下来论坛的热闹程度多少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料。作为学术总监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树勇为论坛设置了许多具体的议题，各个与会的摄影组织和摄影节组织者，以及国内外一些学者、策展人等分别就这些议题介绍了各自了解的情况，开门见山的说辞和事无巨细的介绍，是为了增进相互的了解，也是为了更好的对话。不过，在原定议程中颇具平等对话概念的“圆桌”会议并没有呈现谈笑风生的和谐场面，中外学者就双方对话与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尊重与文化自信等问题你来我往的争执，颇有些火药味儿。

    这一次的论坛，从交流到交锋，为同盟在更大层面上的“平等参与，自由交流，广泛合作，共同发展”无疑开了个好头。

    交流：摄影节原来是这样的

    刘树勇在论坛进行完结盟等一系列程序后，对论坛的设立阐述了他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讨论世界摄影节对当代摄影发展的主要影响，并分享世界各国主办摄影节的经验；二是对摄影节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包括国际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和文化性话题；三是谋求更广泛的国际性合作。

    在中国参加过不少“国际摄影节”的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对于世界摄影节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从法国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谈起，甚至提及连孟加拉国和马里的摄影节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他看来，阿尔勒最初创办的时候，就是有人有个点子，想让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来交流一下心得，当时举办之初甚至没有影展。当国内的摄影节也越来越像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般效法国外摄影节，内容开始模式化时，普雷基们也已逐步适应了中国摄影节赶上世界潮流的步伐。但更多首次参展论坛的各方来宾，则按照那近20个议题，向同道中人介绍起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当地摄影节的状况。

    美国摄影之星摄影节负责人劳拉·莫娅说，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该摄影节由一个非营利组织主办，通过类似专家见面会的形式对摄影师作品进行评论推介评奖，而且目前参与的摄影师九成以上是美国人。
    立陶宛考那斯摄影展的负责人明道格斯·卡瓦里奥斯卡斯则刚刚完成了自己牵头组织的影展，他说，自己在法国学习了一年，且去了几次法国的摄影节和瑞士洛桑的一个摄影博物馆，于是决定从2004年起在自己的国度主办这样一次活动。

    作为东欧国家，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摄影月创立于1991年，那时候，摄影月负责人瓦克雷夫·马塞卡得到欧洲一些博物馆帮助，借鉴巴黎等地成熟的经验，决定举办摄影月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东欧的一个摄影文化中心。该摄影月每年会筹办40个不同的展览，并推出了英文版杂志介绍中欧和东欧的摄影创新。
    英国的洛娜·玛丽亚万博介绍了英国从北到南各地举办摄影节庆活动的情况，爱尔兰和芬兰的两家艺术中心则想通过参与论坛，吸引更多中国作品的参与。

    虽然论坛上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虽然中国的各个摄影节包括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内都没有向国外同行做更多介绍，但这种交流让大家得到的信息是，作为一种潮流，摄影节的办法各有不同。连纽约、巴黎、伦敦这样的大都市都在举办摄影节时，那种摄影节集中在有特色的中小城市举办的状况是否会得到改变呢？

    交锋：不同声音的交流平台

    其实，交锋的硝烟味儿从9月20日论坛开幕后不久的主题发言中就开始了。作为主持人的评论家鲍昆提及的一些照片应用中的不同解读现象，以及国内外摄影交流中的一些实情，像摄影节请来大量西方艺术家，甚至请挂着摄影机到处转的人来装门面的“自动把自己姿态做低的行为”，自然为当天下午的圆桌会议埋下伏笔。
    自2006年影像专家见面会之后，中国摄影学术界一些人士开始反思西方主导体制对于中国摄影的影响，当中外摄影节主办方负责人和中国学者坐在一起时，这种交锋自是免不了的。作为最早代理中国摄影家照片的外国人之一，罗伯特·普雷基以及他推出的有关中国文革影像的画册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中国学者当面批评他及其他西方摄影人在选择代理或买卖的照片上存有偏见。

    也有人认为，中国早期举办摄影节刻意叫“国际”摄影节，体现出一定的自卑感。

    德国汉堡三年展的负责人亨里亚特·瓦丽·英丝认为，德国一些媒体对于中国摄影师及作品的评论各有不同，她觉得应该从不同摄影师的作品来了解一个地方，一件作品只代表一件事情，只有到当地去旅行，才能真正地了解。新华社高级市场分析师黄文认为，我国刚开始的时候缺少足够的信息，和国际联络的过程当中确实出现过鱼目混珠的人。

    几位欧洲的策展人表示，偏见随处可见，所以才会欣然受邀到平遥交流，以实现文化的融合，融合有助于改善相互之间的偏见。而台湾视觉批评家郭力昕则表示，“在融合之前，我们更应先了解差异。”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到了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围绕着中国人是否有民族自信，如何建立文化自信等问题，两方也有所讨论。
    鲍昆认为，由于时空和语境的不同，传媒的偏见，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尤其是通过摄影节这样具体的媒介平台进行交流时，是否能够尽可能地规避误读？

   会后，普雷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首次听说中国国内对他及他编写的书存在一些意见，并表示不能理解某些指责，但觉得“沟通总比哑巴好”。另两位策展人都表示，这是他们参与的最好的讨论之一。鲍昆也说，这是两方难得的一次平等谈话的机会，这正体现了平遥摄影大展“民主化”的特点，即能够给不同的声音提供讨论平台。

   无论是争论时的针锋相对，还是演讲时的和风细雨，以及结盟时的其乐融融，摄影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由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牵头做了起来。虽然更多关于摄影节运作的细节只有详细的介绍，而未进行互动式的探讨，但主办方为论坛做的大量细致精心的准备，让这次为期不长的互相交流得到的信息足以供参与者细细消化。

  (CCN传媒网 柯兰)